3月3日中午BBC转播之后，佩里·安德森于次日撰写评论；E. P. 汤普森再隔一日作答。两篇并置，存其论战之实。
昨日中午，英国广播公司播出了一场堪称有史以来最离奇的政治转播：苏联的三位前领导人——勃列日涅夫、柯西金与安德罗波夫——身着英国西装，坐在伦敦演播室一座点燃的壁炉前的扶手椅里，回答一位年轻主持人和蔼的提问，而在节目的进程中，他们曾经统治的那个国家被宣布已经不复存在。转播进行到第七十五分钟时，一名技术人员走进演播室，递给主持人一张纸条：女王陛下政府提议将整件事拍成一部电影，由三位本人亲自出演。整场转播持续了一百多分钟。它以惯例的旋转地球标志收尾；紧接着，是一则洗衣粉广告。
把这一切仅仅当作荒诞滑稽、当作它显然被设计成的那种猎奇对象来接受，将是一个错误——一个属于此刻的典型错误。昨天上演的并非一桩奇闻，而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事件：十月革命经由电视完成的清算，被制作成了一档娱乐节目。恰当的问题不在于这场奇观是否得体，而在于它揭示了什么，又遮蔽了什么。
此刻的自由主义常识已经准备好了它的答案：西方赢了；历史已经做出了裁决；漫长的对决结束了。这种解读在两个意义上都是错的。第一，崩溃的并不是社会主义。社会主义，作为一个活的历史规划，早在几十年前就被我们昨天目睹其葬礼的那个官僚机器亲手扼杀；对它的裁决远在昨天之前就已做出，而且做出者不是任何一位西方政治家。在我们屏幕上死去的，是那个官僚制的漫画形象——整整一代人以来，它充当着西方不可或缺的敌人，一块托词，资本主义靠着它才能把自己的种种非理性呈现为理性。第二，对手的消失，并不改变它所对抗的那个结构分毫。西方资本主义的危机——伪装成富足的停滞、被当作延续来管理的帝国衰落、战争经济的永久动员——一切照旧。敌人的葬礼证明不了自己的健康。那些为苏联的终结举杯、视之为西方平反的人，把挪开一面镜子误当成了治愈。
但昨日的更深真相不在说了什么，而在以何种形式说。一个世界历史规划的终结不是被宣告的，而是被生产出来的——以一档访谈节目的形式。请看这套装置：壁炉、不打领带的开衫毛衣、和蔼可亲的主持人、嘉宾们温和的茫然。资产阶级亲密关系的整部机器被动员起来，把不可思议之事驯化为家常，把不可再现之物变成谈资。然后是那则洗衣粉广告——整个下午唯一诚实的时刻，因为只有它不声称自己意有所指。商品形式，毫不尴尬、毫不委婉地在历史的尸体上重申自身：这，而不是壁炉，才是这场转播真正的签名。而当天唯一的理论命题，竟由勃列日涅夫本人在演播室的灯光下眨着眼睛说出：在节目里表演，在电影里表演——他问，有什么区别？他比他的主人们更快地领悟到，在这个秩序中，政治已经与它自身的再现无法区分。
然而，唯一真正的认知时刻属于安德罗波夫。他的三个假设——他们是英国人；他们是美国人；他们不属于任何国家——构成冷战心智面对自身外部界限时的一个完美三段论。这位职业的秘密守护者在镜头前承认，他无法把将他置于那间演播室的力量安放在任何已知的环节之中：不是伦敦，因为伦敦做不到；不是华盛顿，因为华盛顿不会如此行事；那么——最可怕的假设——就是某种完全在结构之外的东西。一瞬间，战后世界的二元架构裂开了一道缝，人们透过裂缝瞥见了某种不可名状之物。然后，在第七十五分钟，裂缝被弥合了：一张纸条送达，一部电影立项，剧本即将开写，导演正在联系，资金已有保障。不可再现之物被排进了制片日程。统治秩序就是这样在自身的不可理解中存活下来的——把事件转化为内容，把断裂转化为资产。《雪境迷踪》，由当事人们亲自出演当事人：关于最宏大的灾难的最宏大的电影，而灾难获准出场的条件，是它亲自登台表演。
葬礼在这里举行并非偶然。在一个靠"技术革命的白色热浪"这一咒语当选、执政仅五个月的工党政府治下，在一个世界强权地位已在一代人之内被清算、而其统治阶级把对衰落的管理提升为民族艺术的国家——只有在这里，革命的死亡才能以恰恰这种形式出现：作为娱乐。失去了帝国的帝国，如今把革命的葬礼制作成电视特别节目，并为自己的幽默感沾沾自喜。没有什么比这更英国了：把灾难炼成谈资；也没有什么比这更能暴露一个政治秩序——它早已不再创造历史，而满足于播报历史。
还剩下沉默。三分钟的沉默，分屏播出，没有解说，没有音乐：向西延伸的雪地足迹，空荡荡的导弹发射井，一只在办公桌上冻成冰的茶杯，一只被遗弃在雪地里的玩具熊。它是对这一事件唯一恰当的回应，因为它是整场转播中唯一没有说谎的部分。其余的一切——提问、回答、纸条、电影——都是试图说出那尚不可说之物：旧的正在死亡，新的迟迟不能诞生。葛兰西的那个句子，从未得到过如此字面的例证。在这个间隙期里，沉默是最诚实的理论形态；那杯冻住的茶和那只被遗弃的熊，那些解说无法消化的残骸，正是这场炉边谈话被召集来遮蔽的真相。
那么，留给左派的还有什么？不是哀悼：没有人哀悼一个官僚机器。不是凯旋：那属于我们的敌人，而且建立在双重错误之上。留下的是历来相同的任务，只是如今被剥去了最后的托词——在没有现存替代方案可资慰藉的情况下思考当下的时局，并在间隙期的漫漫长夜中，准备那些有朝一日能让新的诞生的力量。转播到周末就会被遗忘；洗衣粉照样会卖出去；那部电影，毫无疑问，会拍得非常糟糕。然而，历史并没有终结。它只是在半个世纪以来第一次——被留在了没有剧本的境地。
安德森先生的文章是漂亮的。这一点，连他的论敌也不得不承认。长句的建筑术，概念的调度，对自由主义常识的冷峻解剖，都显示出一种罕见的才华。可是，漂亮和真实是两回事。一篇评论可以结构完美而与历史无关，正如一座宫殿可以宏伟而无人居住。读完这篇《病态症状》，我的第一个感觉是：在这洋洋千言之中，我没有遇见一个人。
请看他的主语：结构、秩序、形式、商品形式、统治秩序。"统治秩序就是这样在自身的不可理解中存活下来的。"请问，是谁在存活？是写那张纸条的官员，是第七十五分钟走进演播室的技术人员，是把洗衣粉广告排在地球标志之后的那位编排者。这些都是有名有姓的人，可以查考的动机，可以追究的责任。安德森先生用一个"秩序"把他们一笔赦免——赦免的方式，是把他们变成结构的自动装置。这不是历史，这是万物有灵论，是把人的行为归因于神灵的古老做法的现代版本，只不过神灵换了名字，叫"结构"。
"在节目里表演，在电影里表演——有什么区别？"安德森先生把勃列日涅夫这句话誉为"当天唯一的理论命题"，赞叹这位前总书记"比他的主人们更快地领悟"。请慢一点。这不是理论。这是一个疲惫的老人被从鄂木斯克的寒夜里提出来、塞进英国西装之后，在镜头前的一句苦笑，一个人在试图理解自己的遭遇。理论家不能容忍一句人话停留在人话的层面，他必须把它加工成概念，收进体系。这正是理论的贫困：以生命为原料，以范畴为产品。
"沉默是最诚实的理论形态。"不，先生，沉默不是理论。沉默之所以诚实，恰恰因为它不是理论——它是还没有找到词语的悲伤和恐惧。历史学家的职责不是赞美沉默，而是去做那件艰难而笨拙的工作：问一问，那杯冻住的茶是谁的？那只熊属于哪一个孩子？安德森先生欣赏残骸；历史学家追问留下残骸的人。把不可言说之物命名为"理论"，是理论对它唯一征服不了的东西的最后一次征服。
安德罗波夫的"三段论"很漂亮，也完全没有历史。安德罗波夫不是"冷战心智"，他是一个人：一个垮台政权的警察头子，一个受惊的人，在镜头前表演他唯一会的那套动作——提出假设，因为除此之外他什么也不会了。把他的恐惧提炼成认识论寓言，恰恰重复了转播本身的做法：把人变成象征。安德森先生谴责转播把人变成节目内容，然后亲手把人变成了理论内容。
而那些观看的人呢？今天报纸上登了那张照片：电器店橱窗前的人群。戴鸭舌帽的老人，挎手袋的女人，叼着烟的年轻人。在安德森先生的文章里，他们只以"数亿观众"的面目出现过一次——一个传播学的数字。但他们是历史的行动者。那个老人也许经历过战争，那个女人也许在工厂做工；他们站在三月的寒风里，看着一个帝国的葬礼在橱窗的电视机里举行。他们心里在想什么？是恐惧，是快意，还是一片茫然？安德森先生不知道，也不想知道。在他的分析里，人民只在抽象中出现：作为"左派"，或作为更抽象的"力量"。我要说，这是一种新的屈尊俯就——不是后代对前代的屈尊，而是理论对当下的屈尊，是书斋对街道的屈尊。
"失去了帝国的帝国"——漂亮，但它解释了什么？安德森先生又一次把一个现成的模式套在了历史身上。正如我在别处已经指出的，这种做法的顺序总是：先有模式，再找历史来填充。而英格兰的人民有自己的传统——掘土派、宪章派，那些不止一次埋葬过旧世界、也终将比任何"模式"活得更长的人。把他们写成"满足于播报历史"的"政治秩序"的一部分，是对他们的第二次埋葬。
我最深的异议是道德的。苏联的崩溃，首先不是结构事件，不是媒介事件，而是一场道德清算。千百万把生命的意义寄托在十月革命上的人们——包括英国工厂和矿井里的共产党员——斯大林主义背叛了他们，如今整座大厦在电视上倒塌，插在天气预报和洗衣粉广告之间。欠他们的不是理论，而是诚实：清算罪行，同时捍卫希望。安德森先生的文章通篇没有罪行，没有受害者，没有一个共产党员——只有结构。这是旧的斯大林主义习气穿上了新理论的外衣：那种不看对人做了什么的习气，那种用"历史必然性"为一切开脱的习气，如今改用了"结构"和"形式"的词汇，但习气还是那个习气。
最后，关于"力量"和"长夜"。安德森先生要我们在"间隙期的漫漫长夜中"准备"力量"。请问，这些"力量"是谁？在哪个酒馆、哪间小教堂、哪个工会大厅里聚会？抽象到这个地步，就是从未说服过一个工人的先锋派的抽象。新的不会从长夜里自动诞生；如果它诞生，只能由人来接生——在白天，在斗争中，在历史唯一发生过的地方：人的关系，人的经验，普通人拒绝被理论消化的尊严。"没有剧本的历史"，安德森先生把它当作一句警语。我说：历史从来就没有剧本，有剧本的只是理论家的想象。
历史不是由结构写成的。历史是由人写成的。